第7章 有匪君子

  要说起来，苏轼方是罪魁祸首。

  其在黄州之时，通过与王安石的通信及黄鲁直之口，知“半山小神童”之名，不止一次评点王棣的诗词及书法，直言胜苏过等多矣，便是他如王棣之龄时也有不如。

  在半山时，苏轼见王棣言谈举止从容自如，谦谦如玉则具古贤风范，更是另眼相看，免不了考校一番。王棣昔日所作诗文他是见过的，虽稚嫩有余，但已稍具气候，遂以经义考之，乃有如下问答：

  “物格而后知至，知至而后意诚，意诚而后心正，心正而后身修，身修而后家齐，家齐而后国治，国治而后天下平……何解？”

  “物格者，物理之极处无不到也。知至者，吾心之所知无不尽也。知既尽，则意可得而实矣，意既实，则心可得而正矣。修身以上，明明德之事也。齐家以下，新民之事也……就是说：探究事理后才能获得正确认识，认识正确后才能意念真诚，意念真诚后才能端正心意，心意端正后才能修养好品德，品德修养好后才能调整好家族，家族调整好后才能治理好国家，国家治理好后才能使天下大平。”

  “《中庸》之‘喜怒哀乐之未发，谓之中；发而皆中节，谓之和’……试解之？”

  “‘中’是指超越任何情绪状态。‘和’是指任何情绪的出现都能够恰到好处。而‘庸’的本义就是用、功用的意思。‘和’为‘用’的最佳状态。因此，通俗解释‘中庸’，就是做任何事，都能不受任何情绪左右，做到节骨眼上……‘发而皆中节’的庸态，体现一个人的智慧。做事总是恰到好处，令人放心，就是一个有用的人才。但何谓恰到好处，还得因人而异，且需因时制宜。适合的才是最好的，所谓‘浓妆淡抹总相宜’便是此意。”

  从《大学》到《中庸》，王棣侃侃而言，声音清朗，不疾不徐，非止释义精确，且能举一反三，更说得通俗易懂，甚至苏过还闪过这么一个念头：“好像比先生讲的还好，至少这种大白话很容易明白……”

  王安石频频捋须，老脸笑成了菊花开。

  苏轼连连颔首，叹道：“论教育子弟，某不如公远矣。”他虽作《论学校贡举状》说“……且其为文也，无规矩准绳，故学之易成；无声病对偶，故考之难精。以易学之士，付难考之吏，其弊有甚于诗赋者矣……臣愿陛下明敕有司，试之以法言，取之以实学。博通经术者，虽朴不废；稍涉浮诞者，虽工必黜……”核心主张即：得人之道，在于知人，知人之法，在于责实。如果这样，就可以了，与贡举关系不大。最后结论是:以诗赋取士，虽然不一定好，但是行之已久，不可一下子就废掉。如果以经义取士，那么弊病就比用诗赋大得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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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其实归根到底，吟诗作赋，固然全无实用；但死啃经书，也无太大益处。

  争论的结果，最终采取了一项折衷办法，就是把进士分为诗赋和经义两科，有诗赋进士，也有经义进士。

  苏轼虽然反对以经义取士而主张以诗赋取士，但文人士大夫若是不通经史子集，至少无法踏入科举门槛，四书五经乃必修之课，更是诗词歌赋的基石，典故不清者何以作文？难不成自己杜撰典故？

  说到杜撰典故，苏轼还真做过这种事。

  仁宗嘉佑元年三月，苏轼试举作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，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，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，为了避嫌，使他只得第二。

  苏轼在文中写道：“皋陶为士，将杀人。皋陶曰杀之三，尧曰宥之三。”翻译成白话文就是：上古尧帝时代，司法官皋陶三次要判一个罪犯死刑，尧帝三次赦免了他。因此天下人都惧怕皋陶执法的严厉，而